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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伦理”及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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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伦理”及其相关问题

 

◆钱文亮

 

 

一、关于诗歌伦理的解读

 

2005年,针对一些诗评家简单地从社会伦理角度向诗歌发出的道德要求和新的“题材决定论”倾向,针对那种将艺术的虚构伦理与实际生活伦理简单等同的传统道德批评,同时也针对诗歌批评中存在的非此即彼的二极对立的思维模式,笔者在同年《新诗评论》第2辑中发表了《伦理与诗歌伦理》一文,对相关论断进行了辩驳,并且相应地提出了“诗歌伦理”的命题,冀望以此来强调诗歌与伦理之关系的特殊性、复杂性,申张多元诗歌探索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出乎意料的是,这一篇旨在纠偏补弊的文章竟然在诗歌同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论。不过,由于文章的论辩性质,由于笔者当时尚未对“诗歌伦理”这一命题展开充分的论证,也由于参与讨论者在思维方式、诗学视野、立论角度以及学理意识等方面的各种差异,在对“诗歌伦理”的讨论中出现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解读和阐发。

在相关的争鸣文章中,比较严重的曲解和误读是仍然拘囿于美学/伦理学二极对立的思维框架,一厢情愿地把“诗歌伦理”演绎为排拒诗歌的社会伦理的“诗歌美学伦理”,“诗歌伦理”狭隘地曲解为仅仅是“诗歌怎样写”的问题更有甚者,则直接把“诗歌伦理”等同于“专业伦理”、“好诗主义”……显而易见,这类解读是相当片面和肤浅的。

实际上,如上所述,《伦理与诗歌伦理》一文的辩论重心并不在于论证伦理生活美学化这种后现代的思想趋向,也无意反对诗歌实践中对于普泛性社会伦理的呼应与整合,正因如此,笔者才提出了“诗歌伦理”这种说法,而非偏枯、缠夹的所谓“诗歌美学伦理”。与此同时,鉴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大一统的民族性伦理规训个人经验的表达、以功利性现实诉求对艺术的粗暴捆绑,笔者特意在文中引用了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关于“美学是伦理学之母”的著名观点,希望藉此跳出在诗歌表达与公共话语关系问题上非此即彼的对立模式,诗歌言说方式的特殊性所要求的基本法则为立足点,获得一种崭新的诗学视野和提问方式。

换句话说,诗歌伦理本身就内含社会伦理的维度,虽然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中,其社会伦理关切并不一定完全投合一般读者对于社会伦理的“预设”;很多时候,诗歌伦理恰恰表现在通过诗歌言说方式的特殊性与开拓性,表达日常社会伦理所无法实现或无法包涵的伦理可能性,从而更新和丰富人们对于伦理生活的感受与理解。就像黑格尔曾经论证的,伦理的东西本身都具有内在的自我否定性,这种内在的否定性构成伦理之为真实精神的活的生命;甚至犯罪这种本身不具有伦理价值的行为,它也能从反面激发出人们对伦理东西之积极意义的承认,反省现存伦理本身当中的非伦理、犯罪乃至残酷野蛮的因素,从而达到对更高的、更普遍有效的伦理理念的自觉。

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文化视野来理解,诗歌这种特殊的言说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伦理功能的艺术实现。恰如布罗茨基所言,诗人,乃文明之子,诗人只能是属于文明为了文明的个性存在,创造并通过诗歌创造新的美学现实,是一个诗人真正的道德。因为,每一新的美学现实都能教给感受者人之存在的个性、独特性,培养他的文学趣味,使他由一个社会化的动物转变为一个精神个体。而这一点,在有着强大的实用理性传统和大一统文化追求的中国,仍然是诗人们并未完成的使命。

总而言之,诗歌不是表达笼统的社会伦理的工具,诗歌伦理不是与社会伦理直线对等的功利伦理。《伦理与诗歌伦理》一文中,笔者着重要反驳的就是那种以单一的诗歌伦理面相贬抑其他伦理表达的简单化倾向,那种以独断的方式对待丰富、多样的诗歌实践的同一化伦理。在此基础上,笔者最终要强调的是诗歌艺术所特有的心灵属性,以及讨论诗歌艺术所应具有的现代性意识,希望人们在谈论诗歌与伦理关系时摒弃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

从现代性的诗学视野来看,现代诗歌追求各种现代经验、意识的综合或“包容性”,追求诗性维度的多向性;但与此同时,现代诗歌坚持改变给定之物的自由伦理以及对语言可能性的无限好奇。如果仅就诗歌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言,无论是在全能的古典“诗教”时代,还是分工日趋精细的现代社会,诗歌作为人类特殊的言说方式,都具有起码的艺术自律与规则。强调这一点,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封闭自足的“纯诗”主张并非一码事。这些基本自律与规则既非简单的“诗歌怎样写”的问题,也决非狭义的“诗歌技艺”所能包括。即如人们赞赏一首诗歌时所使用的“好诗”概念,当然不会只限于技艺层面上的成功。众所周知,在古代诗人那里,“好诗”的生成,虽然可以归功于神秘不可测的“天意”,但实际上是与诗人的命运遭际、情感意志、包括艺术修养等生命内涵直接关联的。杜甫之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欧阳修所言诗穷而后工,早已揭示了好诗”与诗人生命整体的紧密关系,推演到极致就是“文如其人”,或如鲁迅所说:“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从这种认识上看,好诗”的生成,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生成的标志,它只是一个写诗者在人生和艺术诸方面经过特殊磨练之后的美妙结果。所以,只看到笔者谈论“诗歌伦理”时较多地强调诗歌“审美的角度”、“沉着的专业的态度”以及对“技巧”的尊重,而忽略笔者《伦理与诗歌伦理》一文所针对问题的严重性,其结果只能是想当然的判定“诗歌伦理”命题是诗歌技艺层面上的“好诗主义”。这,也是关于“诗歌伦理”命题讨论中另一种刻意的误读。

 

二、诗歌与当下社会的伦理困境

近几年来,诗歌与伦理、文学与伦理的关系已经成为国内文艺界持续关注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其导火索应当在于当下社会生活伦理状况的日趋粗鄙甚至恶化。同时,它也敏锐地折射出国人现时所处身的复杂纠结的伦理困境:一方面,内含传统思维定势的“道德”、“伦理”犹如被独裁者、伪善者弄脏了的圣器,遭到民众的怀疑和鄙弃,“抢占道德制高点”也几乎等同于一种为人不齿的丑行;另一方面,从国家总理疾呼房地产商要有“道德血液”,到民间大众在纷至沓来的毒奶粉、黑砖窑、瘦肉精、“灭门案”和问题馒头等恶性事件中所亲历的社会道德崩溃,一种“重建道德社会”的呼声也在渐渐响起。

中国社会在新世纪之初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伦理状况,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康德所描述的“伦理的自然状态”——一种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善的原则不断地受到恶的侵袭的状态,一种个体道德主体的原子式的存在方式。虽然说,康德所描述的“伦理的自然状态”主要反映的是西方社会在启蒙运动之后所产生的现代问题,但对早已卷入全球性现代化浪潮的当下中国却也同样适用。概而言之,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生活中,源自传统中国以家国共同体为基础的大一统伦理必然而且已经在解体,而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现代自由个体伦理意识必然而且已经在兴起,中国在开始切实经受西方人已经遭遇过的现代社会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自由与必然、有限与无限的二元分裂的同时,康德所寻求的那种“再造”伦理共同体的“统一性力量”在中国同样是杳无踪迹。这,才是真正严重的精神危机。如果说,这种现代性的危机在西方也一直存在的话,那么,由于“市民社会”的成熟,比较健全的“行会”等民间组织的“行规”与“德行”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个人的私心和特殊的利益诉求,那么,在“市民社会”、民间组织发育不良的中国,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然伦理”(如家庭的血亲伦理)解体后的社会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

正因为如此,就不难理解新世纪以来国内思想文化领域中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强势崛起,而支持儒家道德理想和人伦情感的重新伸张”的“国学热”,就可以看作为面对这一危机的主要应对方略。在诗歌领域,类似的反应就是一些诗人在诗歌写作中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回溯和对民族性、本土性经验及其形式的青睐,以及对知识分子现实批判精神的重申:例如“现代汉诗”、“汉诗”、“新汉诗”、“草根性”和“新现实主义”等诗歌命名、诗歌概念的提出、流行,《象形》、《汉诗》、《新汉诗》、《出生地》和《海拔》等新的民间书刊的不约而同的出现,以及一些诗歌主题上的仿古意,都可以看作当下中国诗人在新的伦理困境中的价值敏感与突围。

上述“从中国回到中国”的诗歌追求,容易让人与现代新诗史上多次发生的古典化诗潮联系起来,使得“新诗与传统”这一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再次浮起,并导致辨识诗歌价值形象的特殊困难。事实上,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诗人们对古老共同体伦理的怀恋也很容易出现过分强烈的浪漫主义态度和保守主义立场。但是需要提醒人们的是,传统中国以家庭这种自然而低等的社会关系推广、泛化而成的大一统伦理,因为绝少自由意志而与现代主体自由伦理所具有的文明水准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这一点看,近年诗歌界对于杨健诗歌出现截然相反的评价,其实已经折射出人们在当下诗歌伦理取向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对于杨健诗歌的成就和意义,誉之者称其诗体现了“汉语之美”,是“道德良心与责任担当之美”,而贬之者则批评:“他的诗如果不是盲目的,就是反动的。”显而易见,无论褒贬,其背后都隐藏着批评者各自持守的伦理标准、伦理立场。虽然既有的任何一种伦理准则都不应该成为诗歌批评的单一标准,何况,每一个优秀诗人的伦理资源、伦理表现都不会简单清晰到让人一目了然,但对诗人伦理意识的考究仍不失为辨析诗歌风貌和诗歌品第的有效方法。

 

 

三、现代自由伦理与诗歌批评的难题

毋庸讳言,处身当下糟糕的伦理状况之中,任何自恋式的就诗论诗自然如鸵鸟般迂腐而犬儒,任何作茧自缚式的把诗歌的自主与自足绝对化更会带来诗歌的危机。近年诗歌界对诗歌“现场”、“历史感”、“政治性”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不过,针对此前诗歌观念的某种偏枯和封闭而进行必要的反思是一回事,在现实的伦理状况面前诗歌何为,却又是另外一个绝非简单的问题。

回顾悠久的中国历史,“礼崩乐坏”的伦理状况并不鲜见。“乱世”自不必说,即使是有秦一代依靠严刑峻法营造出的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的治世景象,也是专制者用权力绑架道德的结果。古老中国的伦理问题不在于是“乱世”还是治世,而在主导传统中国道德情感儒家伦理本身。尽管也有仁者,爱人之说,但儒家伦理讲求的却是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有差别的爱。这种伦理因为匮乏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也就并不能真正产生一种与他人在人格上相互承认和认同的伦理需求。按照刘小枫的解释,这种通过高低的区分确定对错、好坏、美丑的标准的伦理,其实强化的是高的对低的权力关系。而对这种标准的打破,对高低的区分的抹平——甚至是对权力关系的消解,正是现代自由伦理的最主要宗旨。也正因为如此,建立在对个人私有权利的承认基础之上的现代主体自由伦理一直被认为是现代西方伦理的一大进步,自由被现代人作为最高的伦理价值,直到福柯,仍然认为“自由是伦理的本体论条件。但伦理是自由采取的反思性形式”。

不过,同样是在西方,康德、谢林和黑格尔等哲学家却也很早就已意识到现代主体自由伦理的限度和问题。现代主体自由伦理被普遍认为是从伦理的自然状态过渡到伦理的共同体状态的一个最终要否定的阶段,它不可能真正地达到伦理的普遍性要求。黑格尔认为,在自由伦理阶段,对私有权利的全面承认,会导致精神本身出现“物化”和“异化”。与之相关的,现代“市民社会”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是靠市民社会本身无法解决的,比如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贫困”问题等。这些问题甚至会导致民族的解体、伦理东西的消失。有鉴于现代社会的种种伦理危机与冲突,康德曾设定一个道德上的上帝来解决,黑格尔则诉诸具有“伦理神性”的民族和国家来调节但这些过于虚幻与理想化的解决方案,其实践的难度却是不言而喻的。具体到当下中国的伦理问题,情况会更加棘手。

多元的民主的平等的现代自由伦理在当下中国的兴起,同样给诗歌批评带来了极度的尴尬或者说困境:“使得我们无法批判、指责——因为民主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它还包含在文化上、审美上所有趣味都是平等的,就是高的低的看齐。“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前提,很多东西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现代(自由)伦理’这样一个前提,那还有可说的,但问题是我们从哪里去找到一种可以和现代伦理平衡、对比的资源?”刘小枫语)

 

四、诗歌伦理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更新

没有人知道如何跳出刘小枫所指出的现代伦理的预设,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应该无所作为。回到诗歌伦理的命题,如果我们把现代自由伦理作为诗歌实践的起点,按照康德等西方哲学家对于自由即道德根源于自由的认识,也可以说,诗歌伦理就是自由的行动,就是对“绝对伦理”(自由和正义)的理念(理想性)的追求。

从文化的层面上说,当代诗歌的伦理关乎现代中国人渴望寻找新的历史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历史要求。“新诗的兴起,绝非简单地是一种风格现象,或一种流派现象。新诗的文化抱负是非常巨大的。”(臧棣语)在传统中国,国家伦理或者说由士大夫阶层主导的社会伦理长期压抑甚至取消个体伦理的生成与繁衍,往往是在重视道德教化之地,其中很难看到人的自发的生活。而现代中国因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个体伦理的兴起,显然使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独立和尊严。但是,无论是现代自由个体伦理,还是大一统的民族--国家伦理,其本身依然是个“特殊的东西”,不可能真正地达到伦理的普遍性要求。当然,所谓“伦理的普遍性要求”严格来讲是在历史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它只能给予人们一个反省和发现既有伦理缺欠的超越维度。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两极之间的这种巨大张力,诗人才能担负起更高、更普遍的伦理觉悟的使命,发挥诗歌长远的文化更新的作用。

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诗歌伦理应该体现于以具体、特殊、直观的形式展开的各种政治实践。在这些自由竞争的政治实践中,韦伯所提到的“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结合,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这是另一种“好”,一种独立的、自立的“好”,它并不需要通过“服务于”其它“好”来证实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诗歌展开它丰富的伦理维度。

 

五、结语

 

两百多年前,康德曾经先知般地预见到了艺术自浪漫主义之后走向自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他认为走向自主的艺术却有可能立刻陷于危机。稍后的黑格尔则断言脱离真理和道德的艺术自主等同于艺术的终结。如何使正在走向自主的艺术重新回到人类的根本关切之中,艺术是否还能够成为精神的最高需要,这些在当年被康德、黑格尔所严肃思考过的问题,现在仍然摆在诗人们的面前。

 

                                         20115月至20119

                                              于上海万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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