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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诗歌兄弟

——以诗人剑男为例

 

 黄斌

 

 

    对于当下武汉众多60后诗人而言,1980年代是他们的诗歌青春期。无疑,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也是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和朝气蓬勃的时代。1980年代中期,当青年田禾从大冶老家脱下一身泥来到武昌,在东湖边的小渔村的那个小出租房里(现在的东湖林语和楚世家高档小区),帮助诗人饶庆年打理青年诗歌学会的一些事务时,武汉60后诗人的诗学命运,或许已经开始。

    这些青春期中的诗人,有的在武汉高校,有的在外省高校,有的散落在三镇民居的里弄中、社会主义工厂的灰色水泥楼房中或省内的中小城市中,或在各地流寓;他们互相交流诗作,参加诗歌朗诵会,出版诗报或各有诗歌知己,埋头写作或指点诗坛,颇有一些以诗歌为志业的精神。

    或许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去成为诗人。除此,并无别的想法。

    因为,没有比成为一个诗人更值得度过的人生了。

    虽说世易时移,资本、消费、娱乐更多主宰着随后而至的时代风尚,但这批诗人像礁石般固执地留存了下来,并以各自独有的方式和这个后至的时代进行对话,在随波逐流的表象下,固守着当年的内在初衷。

    以笔者个人的经历,因当时身在高校和其后个人交游的原因,对大学生诗人要熟悉一些。另外,第三代诗人及诗风,对武汉60后诗人影响不大。真正影响这一批诗人的仍然是朦胧诗、台湾现代诗、七月派、九叶派、中国古诗、翻译诗、诗人海子,各种流行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以及本地诗人曾卓、徐迟、叶文福、饶庆年、高伐林、王家新、南野等。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武汉60后诗人群是在时代独有的气候中本土自生的。

    诗人剑男,是这批诗人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尘世的美和孤单的高度

 

    剑男是湖北通城人。他的老家一脚踏三省,南边是湖南的岳阳县和平江县,东边是江西九江的修水县,皆属幕阜山系。平江近代出过才子李元度和平江勇,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身边就站着李元度和平江勇,所谓“长毛撼山易,撼平江勇难”;现代则有著名的平江起义,可见其地民风;有关岳阳,就更有名了,在宋代范致用的《岳阳风土记中》,连笔者的老家蒲圻及赤壁古战场也写到了。修水出过黄庭坚和陈寅恪,那里还有虚云和尚圆寂的云居山真如寺。通城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人,是北宋方琼,累官至兵部尚书,殉职于靖康之难(剑男诗《黄龙岭》中已写到)。从地域上看,从北宋开始,此地文风渐盛。通城在清代属武昌府,去武昌而不是下汉口,当是此地文化的历史惯性,因为,生意人才去汉口镇求利,官吏和文人的目的地,则是湖广总督衙门、武昌府衙门和湖北学政的学宫。

    一般来说,某个地域的“武”的特征,显示的是当地人的本能和血性,“文”的部分,则彰显的是性情和理性。所谓民族性或区域文化性,也不过在这种地方性的视野中,大抵、略约如此,不可能被确切证明。

每一个诗人都有故乡。故乡对诗人的影响,要么显在,要么隐在,是一种生命和文化的脐带式关系。甚至影响到诗人的性格。

    本节笔者想先谈谈剑男诗中的一对混合体:尘世的美VS孤单的高度。尘世之为世俗生活,本然和高度相对。尘世是群的,浑浊的,甚至是肉欲的,而高度是对尘世的否弃和提升,是个体的,形而上的或准宗教的。这样的混合,有结构性的矛盾的地方,但逻辑的悖谬并不表明事实的不存。作为诗人的剑男,或许就是这样一个混合体。

 

        星辰出现在天空,这是光明的一个返影
        你看,这些琐碎的、无名的灯盏
        为了赎回它们在尘世的美,至今仍保持着孤单的高度

              (《纯净的思想使我恢复宁静》)

 

    比如这几句优美的诗句所表达的:星辰虽然很高,但却是群的,非个体的,也不是光明的源头,如红太阳,不过是被诗人指认的草民似的二级光——返影,并且目的在于挽回尘世之美,才定位于孤单的高度。这很不逻辑。当然,诗之为诗,非逻辑是常态。这表明的是诗人的取向。其实大家都知道,在科学常识的层面,星辰都是光源,是恒星,而不是返影。

    剑男的诗,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虚的或精神高度的层面,他可以给茨维塔耶娃写诗,可以提到本雅明、维特根斯坦、里尔克、米沃什、史蒂文斯等,总之不是中国人的名字;但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就写到父母、故乡、同学,诗友了。笔者认为,这恰是作为诗人剑男的固有的1980年代的启蒙印记。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启蒙之初,援西入中,殿堂里供着的,都是念起来陌生又奇怪的外国人的名字,我们都熟悉那种有审美意味的口感。但日常生活又只能在此地,天天和中国的百家姓打着交道。

    这都是一直发生着的事实,有如诗人所谓的尘世的美和孤单的高度。

    诗人剑男是个诗中君子,因为他诚实的禀性,保证了他不搞怪,不虚蹈,不挟洋人以欺人。

    这一点,同为武汉60后诗人的余笑忠与剑男仿佛——情愿当个好学生,念念不忘西方的大师。但真实推动的力量,其实还是本土汉语中的资源。

    当诗人在某一个时刻把这些都忘得差不多的时候,诗人个人和他所膺服的启蒙,才不至于一边倒,达到了和谐和相互溶浸的状态。比如剑男下面的这首诗——

 

        《除了爱》

 
        除了爱,我心中不再有秘密
        四十年,一些执迷的人在文字中
        痴人说梦,四十年后,我一直在回忆
        除了爱,我剔去文字中阴冷的词汇
        我去远方,但
        一直把故乡背在身上

 

        我遭遇过夏天最滂沱的大雨和
        秋天最湿重的霜露
        很多时候,我和柏拉图睡在一起
        我执著于精神,迷恋细小的事物
        除了爱,我不再
        计较季节的绿减翠衰

 

        我和荷马与博尔赫斯度过了
        最黑暗的黑夜,我用文字描述
        饥饿的胃,用食物喂养庞杂的思想
        除了爱,我把生活
        当成与时光漫长的较量

 

        我一生屈辱的泪水都滴在
        这些灰白的纸张上,就像一个
        积劳成疾的书生在半夜咳出的鲜血
        我把这朵最艳丽的梅花送给我的亲人
        我读书、写作,除了爱
        我不再与命运作无谓的谜藏

 

    这首诗读上去,还是有三个老外的名字,但在诗歌文本中,已经不是支配性的了,精神的惯性和日常的惯性,在爱之作为普遍的人类价值中,和解了。

    所谓的孤单的高度,在笔者看来,其实质是一种被启蒙。

即是说,这种被启蒙体现的是诗人在1980年代的氛围中的知识习得和价值认同,并且在后至的时间中,基本不变,因之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在剑男的诗中,天堂、神、光明、黑暗、祈祷、审判等一类的词都有效,虽说诗人并不是教徒,但宗教知识的习得和影响,很难摆脱。

    但指向殿堂的高度,因其虚拟的特点,不免在后至的尘世的接二连三的粗砺中崩塌,其结果是双向失效:尘世之不美和殿堂之虚无。也就是说,尘世之美,在日常中基本缺席;孤单的高度,更是长期缺席,因之,诗人只好在亲朋、故乡、自然中寻找尘世之美,在精神的向度上呼唤高度的维持,从而达到一种有张力的平衡,但也形成一种困局。

    另外,困局和爱一样,都是普遍性的。比如下面这首诗。


           《诘 问》

 

        是不是可以在寂黑中迎着阳光生长?像
        植物的种子,是不是可以
        在物质的时代和灵魂一起飞翔,像
        虚妄的梦,——是不是
        很多的代价都要付出血和泪?

 

        更尖锐的,是不是仁慈和
        恻隐造成了人类的孽障和罪?
        是不是金钱和权术使众鸟解羽?
        一个时代的判词在离析,是不是
        撒旦在人间交出了命运的僭语?

 

        穷人在哭泣,为在寒凉中有
        一件单衣,朝圣者放弃了思想
        在宿命里寻找生命的归依
        那些亡命的歹徒啊,他们则绑架了
        一具骷髅,让风驱散了心头的寂灭

 

        我分不清公众和庶民,很多
        都像被废黜的王者,滴血的斧斤
        高过他们的头顶却浑然不觉
        像蝼蚁在大地上的蠕行,长长的
        征途接着又被狂风吹乱了阵营——

 

        “这是背叛者的出奔,残简
        断牍中我们寻觅历史的见证——
        是灵魂的大鸟在空中盘旋,它的
        降落即死亡,机械和物欲是它的
        两翼,是弥赛亚给人类的陷阱——”

 

        而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牺牲达到救赎?
        像蛾子对于火焰,商业时代的肉体对于灵魂
        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血和泪浇灌在大地上
        像反复锻炼打的钝铁对于命定的思想和原罪<